第零章 现象
小时候过年，我最怕的事情是去别人家做客。
不是怕生，而是怕那种说不清楚的不自在。农村的亲戚家，进门要先叫一圈人，我的奶奶姊妹比较多，对我来说足足有五位姑婆。不过姑婆乃至亲之人，每个人还是分得清的。但是爷爷那边的亲戚我就一概难以分清了。去别人家做客，你落了谁没有问好，谁就会觉得自己在这个亲属网络里的位置被忽视了。
坐下来之后，主人端出一桌菜，你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推辞意味着你看不起主人家的招待，吃太多又显得你这个人不懂分寸。吃完饭后你不能立刻走，得陪长辈聊上一两个小时，聊天的内容你未必感兴趣，但你必须坐在那里，因为提前离场是对整个家庭的不尊重。整个过程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仪式，每个人都在维护某种看不见的完整性，而你的每一个举动，都在被这套完整性的标准所审视。
后来到城市读书，去朋友家做客，感受完全不同。朋友说随便坐，是真的随便坐。冰箱里有饮料自己拿，想吃什么点外卖，走的时候打个招呼就行，甚至有时候朋友会说，“我先出门办点事，你在家待着就行”。门一关，整个私人空间就交给你了。
这种随便让我一度很不适应。不是不舒服，而是太舒服了，舒服到让我怀疑这算不算一种冷漠。在乡村，主人的过度热情让你感到压力，但至少你知道自己是被郑重对待的；在城市，主人的极度随性让你感到自由，但自由的另一面是，你来不来、走不走，对这个家庭来说似乎都无关紧要。
同样是做客，为什么在乡村和在城市的体验如此不同？这个困惑在我脑子里搁了很久。直到最近，我才慢慢理出一个可能更接近本质的头绪。
第壹章 家庭最小构成单位论
我想，最根本的差异，可能在于两种社会环境下，家庭这个组织的最小构成单位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这个差异不是程度上的，而是结构上的，因为它触及了家庭作为一个社会单元，其不可再分的原子究竟是什么。
在乡村，家庭的最小单位是家庭本身。这句话听起来像同义反复，但它真正的含义是：乡村家庭是一个不可再分的整体，它的功能和意义附着在整体结构而非组成个体之上。任何一个人的加入或离开，都会破坏这个整体的形式完整性。就像一滴墨水掉进一杯清水，整杯水都变了颜色，而不只是被墨水触及的那一小片区域。外来人的到访，在乡村的语境下不是简单的个体A拜访个体B，而是系统A与外部变量的交互。系统越封闭同时功能越自给自足，外部变量的侵入就越需要复杂的仪式来消化。留饭、留宿、寒暄、送礼，乃至你在席间坐的位置、你被介绍给亲属网络的顺序，都是这套消化过程的一部分。仪式的功能不是表达热情，而是将一个外生变量逐步内化为系统可以理解、可以接纳的临时元素，从而在维持系统边界完整的前提下，完成一次与外部的交互。
在城市，家庭的最小单位缩小到了每个具体的个人。城市家庭在功能上已经高度退化了，或者说，高度社会化了。吃饭靠外卖和社区食堂，看病靠医院和医保，育儿靠托育机构和学校，养老靠养老保险和养老院。当一个家庭的核心功能被社会机构逐项替代之后，家庭本身就从生产单位和保障单位退化为情感驿站和私人堡垒。它的核心目的不再是维持一个自给自足的生产性整体，而是满足每个个体成员的心理需求，例如归属感、亲密感、情感支持等等。因此，个体的临时离开或朋友的短暂加入，不会动摇系统的根基，因为这些变动不触及任何生产性的功能链条。你来我家做客，本质上是你和我两个人之间的社交事件，它发生在家庭这个物理空间内，但不扰动家庭作为一个结构的存在方式。
这个假说让我挺兴奋的，因为它似乎能用一个简洁的逻辑解释大量日常观察。后来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发现他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就已经用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这对概念描述过类似的对照。在费老的框架里，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关系结构是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像石子投入水中的波纹，一圈一圈推出去，越是内圈关系越紧密、义务越重，家庭是其中最内核、最坚固的一圈。而西方社会以及受西方影响的现代城市社会的关系结构是团体格局——像一捆柴，每根柴是独立的个体，几根柴捆在一起构成一个团体，但团体的边界是清晰的、个体与团体之间的权利义务是明确的，柴从捆里抽出来，它还是一根独立的柴。
我的最小构成单位假说，在学术上更接近的表述可能是：乡村家庭中的个体是互嵌型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自我定义来自其在家庭整体中占据的位置和承担的角色；城市家庭中的个体是独立型自我（independent self），自我定义来自个体的内在特质和个人成就，家庭只是其多重社会身份中的一个。
说实话，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我已经很满意了。这套框架简洁、有解释力，还能和既有的学术传统对话。但满意了没几天，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冒了出来——
如果城市家庭的最小单位是个人而非家庭整体，那所谓的城市家庭更开放这个现象，归根结底不就是在说——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变弱了？开放只是因为大家不那么在乎彼此了？
我一度觉得答案就是这样的。但这个答案让我不太舒服，不是因为它不正确，而是因为它太干净了——它用一个贬义的标签覆盖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不太信任干净的解释。
第贰章 从刚性联结到弹性联结
经过更细致的推敲，我觉得弱化这个词可能不准确。更准确的说法是，城市家庭的关系从刚性联结演变成了弹性联结，即联结的强度未必降低，但联结的性质和维持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重构。
这个重构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
第一个维度是功能性依赖的弱化。这是弱化论最有力的证据，我也不打算否认它。在乡村，家人本质上是生存合伙人。大家一起种地、一起随份子、一起带孩子、一起抵御天灾人祸。这种合作关系不是可选的，而是结构性强制的：缺一个人，系统就可能在一个关键节点上瘫痪。你不需要选择和家人在一起，你只能和家人在一起。当这种离不开的经济纽带被城市的社会服务体系逐项松动。外卖替代了在家做饭，托育机构替代了老人带娃，养老保险和商业医保替代了养儿防老。家庭关系就从生存框架下的必需品变成了生活方式框架下的奢侈品。必需品不需要理由，你缺了它就活不下去；奢侈品需要理由，你得真的在乎它才愿意为它买单。这种从不得不到我愿意的转变，从功能性角度看确实是弱化了，同时关系的外部强制性降低了。
但第二个维度，也就是情感纯度的提升，恰好构成了对这种弱化的补偿。正因为不用天天绑在一起干活、算账、分配资源，城市家庭的关系卸下了利益纠葛的重担。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城市里的亲子关系，特别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中，亲子互动的核心不再是你帮我做什么（农活、带弟弟妹妹、赚钱补贴家用），而是你理解我什么（我的兴趣、我的压力、我的价值观）。代际之间的话题从物质生产转向了精神共鸣，从义务性服从转向了边界性尊重。乡村家庭关系中的爱和义务是高度混同的——你很难分清楚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服从，到底是出于爱还是出于他是家长的结构性权威。在城市家庭里，这两者有了分离的可能：一个人可以不爱他的父亲但仍然履行赡养义务，也可以深爱他的父亲而选择不住在一起。这种分离让人际情感不再被结构性义务稀释。当一个人说我爱我的家人时，这句话的可信度反而更高了，因为它未必是义务的产物。
第三个维度，也是最深刻的一个变化，是评价标准的根本转向。乡村家庭说这个家完了，通常指的是结构散了，也就是所谓的离婚、绝后、分家、断了香火。评价一个家庭的好坏，看的是它的结构是否完整、功能是否正常运转。而城市家庭说这个家完了，往往指的是情感死了，即冷暴力、无话可说、同床异梦、名存实亡。评价一个家庭的好坏，看的是家庭成员在其中是否感到幸福和被理解。这两种评价标准指向的是完全不同的家庭伦理：前者是整体主义的，家庭大于个人的加总，个人为家庭的完整服务；后者是个体主义的，家庭是个人实现幸福的场所之一，家庭为个人的福祉服务。
所以城市家庭的开放，本质上不是关系弱了（虽然功能性依赖确实弱了），而是容忍度发生了结构性提升。每个个体都有独立的社交圈、收入来源和风险抵御机制，不需要外人来补全家庭功能，因此外人进入家庭空间的审查标准大幅降低了。你不需要通过一套复杂的亲属网络认证，不需要证明你对家庭整体有益，你只需要和家庭中的某一个个体有真实的联系就够了。而不代表家人之间不亲密——只是亲密的形式从结构性的时刻在场变成了意愿性的随时可退。这背后的社会心理机制是：当一个人知道自己随时可以离开一段关系却仍然选择留在其中时，这段关系的亲密度反而是更高的，因为每一次的在场都是一次主动的再确认，而非惯性的滑行。
到这里，我的分析框架似乎已经能自圆其说了。但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一直在不自觉地用城市和乡村这对地理概念来解释一切。这种论述方式暗含着一种地理位置决定论：仿佛只要一个人搬到了城市，他的家庭结构就会自动从整体单位切换为个体单位。但是，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农民工群体应该最先完成这种转变才对。因为他们在城市里打工，有的人一待就是十年二十年，每天生活在城市空间中。可现实恰恰相反：大量农民工家庭虽然在城市居住和工作，其家庭结构却几乎没有变化，依然是以家庭整体为最小行动单位，依然是维系着复杂的亲属协作网络，依然是对外来人保持着高度的仪式感和边界意识。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决定家庭形态的核心变量，从来不是地理位置，而是生存策略，以及支撑这套策略的生产力变现方式和风险兜底结构。
第叄章 身在城市，根在乡土：一个关键的反例
农民工的家庭形态为什么顽固地维持着乡土模式？这个问题的答案，比想象中更深刻。
我最初的想法是：这可能跟个人生产力有关。因为农民工的个体生产力不足以支撑独立的城市生活，所以只能抱团。这个直觉大方向是对的，但需要做一个关键的修正：问题的核心不是生产力水平的高低，而是生产力的变现方式和风险兜底的主体有着根本性的差异。
先看生产力的归属方式。城市白领的生产力，例如学历、技能、职业资格、人脉网络，这些是高度依附于个人的。一个程序员跳槽，他的编程能力跟着他走；一个设计师换公司，他的审美判断和软件熟练度跟着他走。这种个体化的生产力，使得以个人为最小单位来组织家庭生活不仅可能，而且在经济上是最优解。但农民工的生产力，例如体力、手艺、务工信息、临时工作的获取渠道，这些是高度依附于亲缘协作网。工地上的活是老乡带老乡介绍的，住处是和亲戚合租分摊的，留守在老家的孩子需要祖辈免费照看，甚至连过年回家的火车票都是靠亲戚帮忙抢的。一个农民工的个体收入看起来是他一个人在工地或工厂里挣的，但支撑这份收入的后台系统（免费的育儿劳动、农村自给自足的蔬菜粮食、生病时的家庭内部护理、失业时的亲属网络兜底），全部由家庭整体在背后无偿提供。一旦把家庭拆散成独立的个人，这个后台瞬间坍塌，城市的高房租、高物价、高教育成本会立刻吞噬掉表面上看起来还不错的那份工资。
再看风险兜底的结构。城市中产个体之所以敢于原子化、敢于以单个人的身份独立生活、独立决策、独立承担风险，是因为社会提供了一套制度性的风险防线：社保、医保、商业保险、公积金、社会救助、劳动仲裁。虽然这套体系并不完美，但它至少提供了一张基础的安全网。而农民工群体大多处于一个尴尬的夹心层：城市的社保体系对他们的覆盖不完整（灵活就业、非正规就业的普遍性使得很多人根本没有正规劳动合同），而农村的土地因为自己不种而只能获得极低的流转收益，起不到实质性的保障功能。在这两不靠的处境中，家庭本身就是唯一的保险公司、养老金账户和失业救济系统。如果家里有人生了大病，城市中产家庭可以靠医保报销加商业保险加积蓄借款来应对；而农民工家庭的基本应对机制是，动员整个家族凑钱、安排亲属轮流到医院陪护（因为请不起护工）、调用远亲近邻的社会关系网络去联系更好的医疗资源。用一句直白的话来概括这种差异：城市个体面对风险时调用的是制度，农民工家庭面对风险时调用的是血缘。这种以血缘为基础的无限连带责任一天不消失，家庭就一天不能被拆分成独立的个人。
这里还要引入一个更深层的时间性维度。城市白领的人生坐标是锚定在当下和未来的——在哪里定居、什么时候升职、孩子的学区怎么选。但相当一部分农民工的人生坐标，强烈地锚定在一个最终归宿上——他们进城是暂住，打工是攒钱，目标是攒够钱回村里盖房子、养老、给儿子娶媳妇。对他们来说，城市生活的意义不在当下而在未来，不在城市而在乡村。既然人生的主战场和终点站仍然在乡土社会，家庭结构就必然维持乡土模式，否则一旦回村，在熟人社会的评价体系里，一个离了婚、分了家、脱离了亲属网络的人，会被视为散了的家，这种社会性死亡的风险，比城市里的任何风险都更令人生畏。
所以农民工家庭形态的顽固，不是观念落伍，不是不愿意改变，而是一种在资源极度有限条件下的、高度理性的生存策略。他们用家庭整体这个最坚固的集体堡垒，来抵御一个对他们并不友好的外部世界。这让我不得不修正自己最初的地理位置决定论，把它改写成一条更接近真相的命题：
当个体生产力强大到足以脱离亲属网络独立抵御社会风险时，家庭才会原子化；否则，抱团就是最优解。
换言之，最小构成单位的大小，最终取决于个体面临的风险中，有多大比例必须由血缘关系来吸收。
这个修正也帮我解释了一个更微妙的现象：所谓的场景切换。即使是城市中产家庭，当遇到重大危机（比如有人重病、遭遇婚丧、面临诉讼）时，家庭的最小单位会瞬间从个人缩聚回家庭整体。此时对外人的接纳标准会突然收紧，亲属网络会被迅速动员，自己人和外人的界限会重新变得泾渭分明。反过来，乡镇中受过高等教育、有独立收入的年轻人，在独自接待自己的朋友时，也会切回个人单位模式，让他的朋友在某种程度上绕过他的家庭整体。这恰好印证了修正后的命题：最小构成单位不是一个人的固定属性，而是当前场景下风险共担需求的实时函数。
第肆章 父权的弹性适应：从刚性权威到谈判式权力
顺着最小构成单位这条线索往下想，我注意到了一个相关的、但更加切近日常生活的现象：城市化不仅改变了家庭的外部边界，也深刻重塑了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最显著的变化，是传统父权主义在城市家庭中的系统性瓦解。
要理解这种瓦解，首先得看清传统父权到底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传统农业社会的父权，本质上是体力垄断的产物。在以土地劳动为核心的生产方式中，男性的体力优势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优势，即谁力气大谁能犁更多的地，谁就能创造更多的物质产出。这种经济基础层面的不平等，经过代际积累和文化编码，逐渐固化为一套完整的父权制度：财产继承上的长子优先、家庭决策上的男性主导、社会评价上的男主外女主内、乃至日常生活中的座位排序和话语权分配。这套制度的稳固性不来自任何人的恶意，而来自它在特定生产力条件下的高度功能适配——在以体力为核心生产要素的时代，让男性掌握更多资源分配权，在经济效率上是合理的。
但城市化彻底颠覆了这个基础。在城市职场上，生产力的核心标准从体力转向了教育水平、沟通能力、细致度和服务意识。在这些维度上，女性不仅没有天然的劣势，在许多具体领域反而有着结构性的优势。这里的关键变化不是女性变强了，因为女性从来都不弱，只是衡量生产力的标尺本身被替换了。当犁地的力量不再是财富的主要来源，当键盘上的效率比肩膀上的力气更能决定收入，体力的性别差异就从核心经济变量降级为一个边缘性的身体特征。
但这还不是最致命的冲击。更微妙、更深层的机制在于：城市就业体系将家庭的经济来源从共同生产转变为独立工资。在乡村，夫妻一起下地、一起养猪、一起经营小作坊，最终的收入是一个混同的池子，你很难确切地说这里面哪一部分是谁挣的。这种经济贡献的模糊性，为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叙事提供了掩护。但在城市，工资打入各自的银行卡，每一笔收入都有清晰的产权归属，谁赚的钱不再是一个可以被文化叙事模糊化的问题，而是一个可以被银行流水精确回答的问题。这种经济贡献的可视化，是撬动父权结构的最有力的杠杆。当妻子每个月往家庭账户里转入的数字和丈夫持平甚至更高时，男主外的叙事就不再是对现实的描述，而变成了一种需要被刻意维护的幻象，而维护幻象的心理成本，比承认现实高得多。
问题在于，城市化进程的速率远远超过了观念更新的速率。老一辈的人（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包括相当一部分年轻男性）仍然试图用乡村共同体的父权规则来评判和规训一个已经按照城市合伙人逻辑运转的家庭。男方想维系自己在家庭中的传统地位（哪怕他的经济贡献已经不再是压倒性的），女方已经拥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和与之匹配的话语权期待。两套评价体系在同一个家庭空间中对撞，冲突几乎是必然的。
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围绕权力的冲突并不会直接导致家庭瓦解。原因很简单：在高房价、子女教育、医疗支出和养老压力的多重挤压下，城市夫妻结成的实质上是一个生存合伙人关系。拆伙的成本在大多数情况下远远高于内部权力重新分配的成本。所以冲突的形式往往不是毁灭战争，而是权力再分配的谈判。双方关上房门，把老一辈的意见隔离在门外（这是一种关键的城市生存技能，把老一辈的评价从家庭决策的最高法庭降级为外部参考噪音），然后坐下来算经济账、育儿账和养老账，最终在现实利益的压力下达成妥协。
妥协的走向，据我的观察大致收敛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趋向平等的理想稳态。双方完成了“资源-权力-责任”三个维度的重新匹配：女方获得与其经济贡献相匹配的家庭决策权，男方接受情感劳动和家务分担同样是实质性的家庭贡献（而非次等的、辅助性的），双方在核心家庭事务上形成一套基于协商而非等级的决策流程。这种稳态的形成需要两个前提条件：双方都具有对传统性别角色的反思能力，且男方有足够的心理弹性去寻找传统男性尊严的替代性来源，比如当一个好父亲的成就感、经营家庭的参与感、甚至是一种我不是靠压制妻子来确立地位的自我认同。这不是一个容易达到的状态，但它是可持续的。
第二种是男方被极度弱化的失衡稳态。这种状态通常发生在男方经济贡献出现断崖式下跌（失业、创业失败、行业衰退），且同时拒绝通过承担更多家务和育儿劳动来进行非经济性补偿时。此时，女方为了家庭整体的运转（孩子需要稳定的生活环境、房贷不能断供），会主动或被动地接管全部的家庭权力，从财务决策到子女教育规划到社交安排。男方在名义上仍然是家庭的一员，在功能上却被虚位化——他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不再被需要参与任何实质性的决策。这种家庭表面上还在运转，但男方通常陷入一种沉默的抑郁：他的身体在场，但他的角色已经不存在了。这种稳态的稳是被女方单方面维系的，内在的张力和脆弱性很高，但在子女尚小、经济尚未独立的阶段，它能维持相当长的时间。
第三种是家庭瓦解的崩溃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瓦解通常并不发生在女方赚得比男方多的那个时刻。因为经济地位的逆转只是为权力重组创造了条件，本身并不致命。真正致命的是双方对家庭整体利益的定义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分裂。比如，女方认为家庭整体利益在于让孩子上好学校、实现阶层跃迁，男方认为家庭整体利益在于回家能吃到热饭、日子安安稳稳；女方认为整体利益在于双方都要持续成长、共同进步，男方认为整体利益在于维持现状、别折腾。当这种根本性的目标共识破裂，且双方都不愿意为对方的定义做出牺牲时，家庭就从功能性的合伙组织变成了情感上的互耗场所。此时的瓦解不再是一种失败，而是一种止损。因为两个已经无法在同一个方向上拉车的合伙人，解除合伙关系反而是最理性的选择。
这三种结局并不是平行并列的选项，而是同一个历史进程，即城市化对传统家庭结构的撞击。在不同家庭的不同资源和观念条件下，所走的三种不同的演化路径。从宏观视角来看，它们共同构成了父权制在现代化压力下做出弹性适应的整个光谱：一端是成功转型为平等的谈判式合伙关系，中间是被动退化为形式上的完整而实质上的单边主导，另一端则是完全崩溃并重组为新的家庭形式。哪一种路径占据多数，取决于一个社会的制度环境（社保、法律、劳动力市场）和文化土壤（性别观念、代际关系、对离婚的社会评价）的共同作用。
老一辈的观念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一个有趣而棘手的角色。他们依据的是一套在乡村共同体中行之有效的规则，这套规则在他们的时代确实运转良好，甚至是有道德正当性的。但当他们试图用这套规则来评判一个在城市合伙人逻辑下运行的家庭时，实际上形成了一个错位的裁判问题：用一套评价体系去裁判另一套评价体系下的行为，得出的判断必然是不准确的。而城市夫妻之所以能在多数情况下调和这种来自长辈的压力，恰恰是因为他们逐渐学会了一种关键的能力——把老一辈的评价从家庭决策的最高法庭重新定位为一种需要被尊重的、但不必然被采纳的外部意见。这种隔离机制是城市家庭维持内部谈判秩序的重要前提，也是代际之间形成新的共处方式的起点。
第伍章 回到自身
写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一个有点讽刺的事实：我在用一种冷静的、分析性的、近乎旁观者的口吻去解剖家庭这个对象，但我的分析所依赖的很多直觉和观察，恰恰来自我自己身在其中的那个具体的、无法被任何理论框架完全覆盖的家庭。
我父母那一辈，身上还带着很重的乡土痕迹。过年必须全家团圆，缺一个人就仿佛过年本身就不完整了；重大决定必须全家商量，哪怕我已经成年、经济独立、完全可以自己拍板。在这些时刻商量的功能不是征求建议，而是完成一种仪式性的程序——通过让家庭成员集体参与决策过程，来再次确认我们家是一个整体这个事实本身。对于他们来说，一个人的事就是全家的事，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认知方式。
但我自己已经明显感觉到，我更习惯于也倾向于以个人的身份来理解和参与家庭关系。不是因为我不爱他们（我大概比我自己愿意承认的更依赖他们），而是因为我的生存方式让我不需要把家庭当成唯一的堡垒。我在城市读书或工作，靠个人技能换取收入，有自己独立的社交圈，遇到了困难我的第一反应不再是打电话回家求助，而是先尝试自己解决，或者找朋友、找专业的机构。这并不是某种道德上的进步或者退化，而仅仅是生存策略的结构性适配：当个体的生产力足够独立、社会的风险兜底机制足够覆盖基本的安全需求时，家庭从生存必需变成了情感选择——这不是价值观的改变，这是物质基础的改变在个体心理层面投射出的影子。
但我偶尔也会感到一种很微妙的失落。城市家庭的弹性给了我很大的自由，但这个自由是有代价的。因为你知道你可以随时退出，所以你其实永远在潜在地、半自觉地计算退出的成本和条件；因为你知道这段关系全凭意愿维系，所以偶尔你会怀疑这份意愿在对方那里是否像在你自己这里一样真实和坚定。相比之下，乡村那种钢筋水泥式的联结虽然笨重、虽然时常让人窒息，但它至少是确定的，你不需要质疑它的存在，因为它跟你愿不愿意没有关系。
可能这就是我一直在纠结的核心困境：在结构安全和情感自由之间，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张力。乡村家庭给了你前者的极致——你永远不会被抛弃，但你也永远无法离开；城市家庭给了你后者的可能——你可以选择离开，但你也要承受别人可能选择离开你带来的不安全感。这两者无法兼得，你只能选择自己更无法忍受失去哪一个。有的人会选择回到结构性安全中去，哪怕代价是牺牲一部分自由；有的人会选择拥抱情感自由，哪怕代价是失去确定性的庇护。这个选择没有标准答案，因为它本质上不是一个对与错的问题，而是一个你是谁的问题。
而我大概到现在还没选好。也可能永远选不好。但这大概就是身处在这样一个转型时代中的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真实的、无法被理论消解的困惑。
以上是我对这个话题的一些感触。这篇文章写得比预想的长了很多，中间好几次从一个方向跑偏到另一个方向，拉回来又跑出去，结构上不太可能很整洁。但至少把这些想法写下来之后，我自己对家庭这个概念的认知，比动笔之前清楚了几分。
（至此本文终）
后日谈：放假期间我寄住在同学家里工作，同学和他的家人之间的称呼很有意思，同学称他的母亲为“老板”，他的母亲称他为“哥哥”。“老板”很显然是一个生产资料价值交换所形成的关系，用在血亲上感觉有点“不近人情”；“哥哥”这个称呼来自于广州话“哥哥仔”，是对年轻男性的一种调侃性的称呼，也有点“不近人情”的意味。他俩也经常互称为“最好的朋友”。
同学家里生活很自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出去外面，直接拿上门厅的钥匙就可以出去。同学的父母经常早早地去上班，然后晚晚地回家，他们似乎很喜欢工作。但是同学的父母很喜欢运动，其母早上会出去跑步一个小时左右，其父据说还会去参加社区的足球比赛。但运动可能并非出自于所谓健康云云。
他们会在晚上回来后吃点宵夜，可能水果、或者自己加热的速食烤肠以及冰淇淋。这个时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因为大家会一起坐在客厅看球赛（这也包括我），这是大家交流一日心得的时间，也是家人悠闲打趣的时间（也包括我）。
写出这篇文章也是因为在这个环境中看到了很多的少见的现象，略有所思而已。